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时间凌晨4点，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当天，有摄像机捕捉到一位乌克兰妇女在街头斥责手握武器的俄罗斯大兵：“你为什么要来到我们的土地上？至少往自己兜里放点种子吧，这样当你被埋了之后它就有养料长成向日葵了。”……显然，这是人和人之间的敌对关系被逐渐推向绝对化的过程中还不算最糟糕的情景，因为这里毕竟还有语言交流，幸存的语言交流当然也可被视为一种痛苦生活的诗意。“诗意”在此是一种让人深入理解事件本质的催化剂，而不是诗与“美好情感”发生必然关系的中介。往往，人们对诗意的浪漫化，其实是对诗以何面目存在于人类精神世界的一种严重误解。不久前，我读了南人的这一首《1917年的草地》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917年，世界上最轰动的事件无疑是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1917年的中国，胡适于1月1日发起了文学改良运动，中国新诗即将脱胎而出。而1917年的草地，遍布于动荡的世界各地，一战正在进行，到处生长着死亡的痛苦。痛苦犹如草皮，被风吹着，沿历史长廊，不知不觉地已蔓延至2022年的世界。也不知从何时起，痛苦，这一门人类的大生意就被睿智的南人专营上了。他不但写下了《痛苦典当行》这一首当代杰出的诗，并且以此诗题命名这一本诗集，奠定了诗集的基调。《痛苦典当行》似乎也回应了叔本华关于痛苦的著名观点：“每一部生命史就是痛苦史”或“生活是一个苦工，人人都须做之”。而加缪说得更像是临床诊断：“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但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过“对幸福的憧憬”，很多人甚至为了苟活而不知“痛苦”何在。其实在资本主义浪潮席卷全球之前，人早已因出卖劳动力（当然包括生殖力）而变相地成为可估值的“商品”。而南人敏锐地发现了痛苦也是附属于人身上的一种精神类“商品”，并且可以用来典当。如今，现实的日常斗争几乎都围绕着关于现代各类“商品”的估值问题：有用或无用，尊贵或下贱……实质都是关乎人的生存和信仰的一种安全感。而升腾在利益斗争中的所谓正义，有时只是虚伪而貌似正确的道德幌子。目前，全人类意识形态的陷阱已深不可测。从国宴到明星婚礼，它们完全都可以编织到同一个惊涛骇浪的海平面。但又怎能消除掉海平面上的其中一朵浪花（它们都那么富有诗意）？除非每个人都真正体验到了自己只是汪洋中的一条船且无法自救，否则我们永远不可能见识到这个海平面底下人性黑暗无限涌动的整体性。不难预见，在这个疫情时代，悲观主义将从之前人们所历经几十年的全球物质消费狂欢中大量分泌出失落情绪并重新填充一张张空洞的脸。“幸运者和不幸运者并肩坐在我的对面 / 他们把自己的影子摊在我的腿上”《教堂内的影子》。若说诗人能回报给生活什么，不如说生活需要诗人的回应。“缺乏回应已经损坏了许多诗人，通过非常多的方式，其最终结果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因果之间的均衡——或恒真命题：沉默。”这是布罗茨基在评论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的文章《潮汐的声音》里所提到的。南人写这一本诗集，确切无疑，就是对当下现实的一种积极“回应”。令我敬佩的是，诗人有效地抑制了愤怒。抑制愤怒的意义在于避免诗人在诗歌中滑向泛滥的抒情和口号。“愤怒出诗作”，据说出自古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的一首讽刺诗中，它并不完全是指诗人一味地笼罩在愤怒情绪里写出骚动不安或雄辩的诗歌，也应包括诗人待所有愤怒沉淀之后，那些炽烈的痛苦结晶将跟语言自然地结合并发生化学效应，从而铸造出具有静穆气质的诗歌，让人沉思。当然卡夫卡的思考也可供我们进行自我辩解，他写道：“永远也无法理解，对几乎任何想写作的人来说，怎么居然能够在痛苦的同时把痛苦外物化。”毋庸讳言，痛苦是人生的必然；而诗歌天然地直面痛苦，并且能够用语言有效地隔离出另一个跟现实相抗衡的精神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歌完全不同于新闻或“事实”，诗歌有反世俗的精神层面或职责，并成为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激进主义”最重要的创造形态之一。过去，我对南人诗歌的印象主要停留在他的组诗《致L》，在2007年，我曾评论他那一组爱情诗给轰轰烈烈的“下半身诗歌运动”画上了一个真正的句号。《致L》并不是南人诗歌创作的常态，这一本诗集的写作却是。南人总体的诗歌风格有时会让我联想起日本著名的诗人寺山修司，他们都有从简洁的诗行间一跃而起的想象力、机智、诡异、幽默，且作品的图像感十足。如今我阅读这一本（他与画家黄丽合作）诗画并茂的诗集，更让我确认了这多年前的读诗印象。再读南人的诗，我体会其禅意。“后半夜 / 月光在扫着大街”《后半夜》。再读南人的诗，我赞叹其高级的讽喻。“只能支支吾吾 / 回答一个嗯字 / 可你一个劲儿地 /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返猪现象》。再读南人的诗，我感受其寸拳似的爆发力。“所有的乌鸦 / 全跑了 / 只剩满山 / 雪白的枝丫”《一夜头白》。诗歌如果仅仅停留于个人情绪的编织，就不可能从感性里转换出抽象意义的、可触摸的每一个词的物质性。词的物质性是构筑一首诗的坚实基础，它不仅仅来源于肥沃的日常口语，也来源于书面语、历史和神话，并体现出时代和生活的打磨痕迹。能讲究到每一个词的诗人，我以为都属于纯诗写作者。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保尔·瓦雷里建立了纯诗最重要的理论框架，使纯诗成为一种流行的命名。纯诗往往注重词与词的建筑意义或音乐对位法，并通过编织具象语言而有效地抵达人的诗意感知层面（特朗斯特罗姆诗语：“是语言而不是词”）。瓦雷里指出：纯诗事实上是从观察推断出来的一种虚构的东西，它应能帮助我们弄清楚诗的总的概念，应能指导我们进行一项困难而重要的研究— 研究语言与它对人们所产生的效果之间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他还认为，说“纯诗”不如说“绝对的诗”。无疑，瓦雷里的纯诗为我们界定了诗歌中感性和理性的运作和分配，却也使人们经常误解其“绝对的诗”之含义，以为纯诗便是单一地指向“为诗歌而诗歌”，或是提纯到“事实的消亡”和形式的抽象，从而偏离了瓦雷里所指出的诗人的“虚构”必须建立在“观察”基础上的认识论实质。当然，诗人的观察可能迥异于视觉艺术家的观察。诗人更敏感地观察到世界依赖于词的存在，词有呼吸，词有色彩，词有温度，词有轻重，词有大小，词有善恶……对于纯诗诗人来说，词是命名世界的首要基础，世界就是一个由词无限绵延而生成的景观，“在现代诗歌中，各种关系只不过是词的扩张”（罗兰·巴特），词催生了丰富而蓬勃的语言，接着是语言建立了各种意义相互冲突及抵消的嘈杂世界。基于对由词链接成了人类整个语言世界的客观认识，如同人们见证着一个婴儿的成长也依赖于词，纯诗诗人才有可能保持表达的欲望并随时能感觉到语言在自己的内心生长，这便是诗意即将成型的唯一前奏，便是诗人荷尔德林所说的“一切都开始在神吟诵的唇边颤动”。譬如南人写出的下面这一首钻石级的“绝对的诗”《铁》，其天才的灵感和语言技艺的锤炼，已达到了水乳交融的境地——南人偏爱写短诗，在诗意的浓缩性上，他能感知到每一个词的分量，喜欢运用简单的词编织生动的意象，举重若轻地处理各类题材，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诗歌语言风格。可以说，南人的诗歌是中国目前纯诗写作的一种典范。当然，曾作为先锋的下半身诗歌流派的代表诗人之一，南人诗歌的面相并不单调，有其必然的丰富性；但若评估他整体的诗歌创作倾向，“纯诗”无疑是他一贯的内在气质。在新世纪以来的“口语诗”及“后口语诗”呼啸而至的当代汉语诗歌潮流中，我认为南人自觉地避开了这关乎诗歌语言风格的时髦标签。他的诗歌显得如此凝练、结实，诗和思如影随形的复调构筑了一个个精彩的语言装置，修辞并未被他看作低级的写作手段而是用来自如地编织诗意的光影。迥异于当今大量平庸的“感悟体”口语诗歌，南人的诗歌通过其对口语（包括书面语）的过滤和塑造，总能冷静地穿透现实模型（或图像感）而抵达诗歌所悬置的诗性的形而上，发人深省。纯诗何为？纯诗是否已过时？中国当代诗歌还需要纯诗吗？诸多问题，我跟南人完全没有探讨过，我也从未听闻他曾自称是一个纯诗写作者。当然，我也并非一定要把“纯诗诗人”的桂冠安在南人头顶上，而是说，我们在这个时代重新思考“纯诗”，是否还可以因此获取诗歌写作的某种新意甚至先锋性？它既不同于中国伟大的古典主义诗歌的纯诗传统，也不同于瓦雷里所张扬的西方现代主义的纯诗传统。我认为完全存在这种创造的可能性。其实，令人脱帽致敬的中国“第三代诗人”几乎都经历过纯诗的写作阶段并有过探索（有的还在进行），并已将汉语诗歌的纯诗传统推进到了富有现代精神气息、价值观更多元化的写作维度。纯诗概念，西方的诗学史一般认为最早出自诗人波德莱尔评论爱伦·坡的文章《再论埃德加·爱伦·坡》（发表于1847年），因波德莱尔提及了“所有热爱纯诗的灵魂”。而纵观中国的百年新诗史，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便开始出现了“纯诗运动”，我以为有两个人的观点值得细究。一是作为坚定的“纯诗”推动者、创造社发起人之一的诗人穆木天，他激进地认为胡适（倡导“以文为诗”的诗学理论造成了新诗的高度散文化）是中国新诗运动的最大罪人；二是曾结识瓦雷里而回国后做了中国最权威的“纯诗”阐释者、诗人及翻译家的梁宗岱先生，他提出纯诗诗人要“热热烈烈地生活”，这观点提示了现实和诗歌创作得以进行互动的某种契机，也意味着纯诗对诗人所遭遇的生活必将要有容纳及反映。尽管，纯诗确实是一种真真切切的“审美现象”，关联了尼采所深究的“存在与世界”的思想，但纯诗传统无论在中西方，其在美学上都有不断演化。布莱希特在《流亡风景》一诗中，称自己是“不幸消息的通报者”。这通报者，其实一直也是现代汉语诗人勇于承担的角色。通报的回声代代相传，而回溯百年新诗史，我们能察觉到从当代诗人的视角所通报的“不幸消息”显得越来越微观甚至琐碎，诗人普遍调低了诗歌的话筒音量，从面朝集体的苦难而更多地转向个人的遭遇，而纯诗往往最容易成为彰显个人化写作的一个标记。南人的写作却表明了诗依旧可以建立在日常经验的基础上往大我里写，但必须挑战想象力的极限，绝不可牺牲艺术性。如此，当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提出当诗歌作品淡出它创作的时代背景之后还能留下什么价值—— 这关于创作的终极性问题——几十年之后，将会继续启发我们以更包容的心态去理解甚至拓展当代“纯诗”。“人类历史 / 不过是 / 一些人扯下另一些人遮羞的树叶 / 一些人将另一些人重新打趴在地”。南人这首《人类史》如同他摁出了一张具有无限景深的关于人类史的快照，果断地揭示出人类命运的荒诞真相。通过这一本诗集，慈眉善目的南人有效地构建了“一种关于痛苦生活诗意的编织形式”，在他色泽清亮、语调平缓冷静的诗行中，处处浸透着其人世感受之悲凉，《门牙》也可视为其代表诗作之一，起笔随性，意境开阔奇崛。南人在我一厢情愿所指认的“纯诗写作”中投射了悲悯情怀，在他诗里找不到一丝的“自我感动”。南人将诗歌写作和日常生活的对应关系究竟安置得如何？我其实不得而知。凭我感觉，或许他恰如司空图所言：“倘然自适，岂必有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南人认为自己的诗歌是“解药”，我非常认同。如果一个诗人不抱以消极虚无主义去拒绝诗歌对于内心的片刻照亮和启示作用，那么其所写下的诗歌必将会处于一种精神练习的常态，必将揭示出诸多疲惫不堪的生活之幽暗，必将存有能够慰藉读者、给人以希望的积极一面。但如果我们从荒诞主义的理念去慎重地理解人生，诗歌的“解药”作用却是微乎其微的，不容乐观。加缪也曾说过，“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病痛活下去”。但无论如何，生活里有否“解药”，总会让人生多少变得不一样。或许，南人所在乎的，正是这微乎其微的作用，这将是他今生今世的功德。我读完整本诗集，有一个感想却是无比清晰的：南人诗歌作为“解药”的独家配方，应是他融合了天才般的幽默和想象力的意象品质，以及他丰富而敦厚的人性，而这，在汉语诗歌里几乎无人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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